为什幺教科书与多数老师,都对「阶级」避而不谈?

为什幺教科书与多数老师,都对「阶级」避而不谈?

即使贫穷子弟幸运得以跟富裕子弟就读相同的学校,他们遇到的老师经常只期望富裕家庭的孩子知道正确答案。社会科学研究显示,当贫穷子弟的表现优异时,老师经常感到惊讶、甚至苦恼。老师和辅导员认为他们可以预测谁是「上大学的料」。

由于许多劳工家庭的子弟提供了错误的讯号,有时甚至从一年级就如此,导致他们在上高中时被分到「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学程。[10]「如果你的父母收入低,你在念高中时,从成人那里获得的注意力可能有限,甚至不受重视,」席尔多.赛泽尔(Theodore Sizer)在其关于美国高中研究的畅销着作《贺瑞斯的妥协》(Horace’s Compromise)中指出:「如果父母的收入在中上阶层,你将可能收到实质细心的照顾。」[11]研究员瑞巴.佩吉(Reba Page)生动地描述高中的美国历史课程採取死背的学习方式,造成下层阶级的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12]因此,学校将伍德罗.威尔逊的建议付诸实施:「我们要一个阶层接受通才教育,而每个社会中,人数更多的必要阶层必须放弃接受通才教育的特权,适应具体且困难的手工劳动工作。」[13]

彷彿这些在家庭与学校生活上的不平等还不够似的,富有的青少年接着可以参加「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或其他针对「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简称SAT)的辅导课程。即使没有辅导课程,富裕子弟仍占有优势,因为他们的背景与出题人员的背景类似,因此对于考试的字彙与细微的次文化假设比较熟悉。社会阶级与 SAT 分数之间有强烈的相互关係,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正是基于这些及其他的原因,无论以什幺方式量测,用社会阶级来预测大学入学率以及学生所选的大学类型,会比包括智力等其他的因素都来得有效。

在大学之后,大多数的富裕子弟成为白领阶级,而大多数劳工家庭的子弟从事蓝领工作,阶级差异因而持续下去。富有的成人比较可能聘雇律师,成为正式机构的成员,因而得以增加其公民权力;贫穷者比较可能看电视。由于富裕家庭行有余力,可以积蓄存钱,而贫穷家庭则无法存钱,因而财富差异比收入差异大十倍。因此,大多数贫穷劳工阶级的家庭无法存足购屋的头期款,因而无法享有美国最重要的避税手段(Tax Shelter)──购屋货款利息沖销。

劳工阶级的父母负担不起住在精华区的小块土地,或雇用高品质的日间托儿服务,因此教育不平等的过程在下一代身上再度出现。最终,富有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也比下层与劳工阶级的人长,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健康照护。[14]呼应海伦.凯勒对盲人的研究结果,其他的研究已经证明,健康不良的情况并不是随机分布在社会结构当中,而是集中在下层阶级。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成为巨大的转移制度,由全美国人所缴的税在支付社会福利时,却是以不成比例的方式用于寿命较久的富裕美国人身上。

最终,社会阶级决定民众对社会阶级的看法。在被问到美国的贫穷是穷人还是制度的错时,百分之五十七的企业领袖认为是穷人,只有百分之九的人责怪制度。劳工领袖的选择明显相反:只有百分之十五说是穷人的错,但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怪罪制度。(有些人回答「不知道」或选择中立。)我们的两大政党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的党员对社会阶级的看法:百分之五十五的共和党员认为穷人该为其贫穷状态负责,而只有百分之十三认为是制度的错;相较之下,百分之六十八的民主党员怪罪制度,只有百分之五认为是穷人本身的责任。[15]

据我所知,在这些叙述当中,只有极少数是新闻,这也是我没有费力为它们大多数做纪录的原因,但是大多数的高中生并不知道或了解这些概念。此外,这些过程已经随时间而改变,因为今日美国的阶级结构已经跟一八九○年时不同,更不用提殖民时期的美国。然而,以最新版的《美国通史》为例,在其谈到二十世纪的内容中并没有提及社会阶级。许多老师避谈二十一世纪社会阶级的议题,反而导致这个问题加剧。根据一项关于历史与社会研究老师的研究,「他们(这些老师)在学术与经验上所掌握的经济知识,比其在课堂上承认的要多得多。」老师「表示担心学生可能会发现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不公与缺失。」[16]但是採取永不责怪制度的做法,却使得美国历史课所呈现出来的是共和党版的历史。

历史上,社会阶级与各种事件与过程纠缠不清。我们的治理制度是由富人根据强调政府是保卫有产阶级的理论而建立的。虽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本身属于富裕阶级,但他也担心社会不平等,并在其论述《联邦论第十篇》(The Federalist #10)中解释,其所提倡的政府不会屈服于富者的影响。根据爱德华.佩森(Edward Pessen),麦迪逊并没有完全成功,佩森检视历任美国总统的社会阶级背景,一直到雷根为止。他发现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总统出身上层阶级,而且大多是来自此菁英团体偏上的边缘,而另外百分之十五出身位于上层与中上层阶级之间的家庭。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来自绝对属于中上阶层的背景,只有六位总统(百分之十五)来自中层与中下层阶级,而且只有安德鲁.詹森总统可算是代表下层阶级。比较近期的比尔.柯林顿也是来自劳工阶级的背景,因此来自这个背景的总统只有两个。难怪佩森将他的书命名为《木屋神话》(The Log Cabin Myth)。[17]伯尔斯坦和凯利显然没读过佩森的书,否则他们不会宣称我们总统的职业生涯证明,人可以「从最底层爬升到最高的位置」。事实上,社会学家已经证明,大多数的美国人在死亡时所属的社会阶级跟出生时相同,而社会阶级有变动的人通常也只流动了一个阶级。

在发生危险时,社会阶级甚至攸关生死。巨船「铁达尼号」的沉没是一件令人哀伤的事,但是如同那句重叠的老歌歌词所说,最哀伤的是下层阶级:以妇女而言,一百四十三名头等舱的妇女乘客中只有四人失蹤,九十三名二等舱妇女乘客中只有十五人溺毙,而一百七十九名三等舱的妇女中有八十一人丧命。船员命令三等舱的乘客待在甲板下,用枪逼使其中一些人留在原地。[18]从更近的事件来看,社会阶级在决定谁去打越战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儘管是「全面」徵兵,在这场战争大多数的期间,富裕子弟都能以教育与医疗方面的理由而延后从军。全部由自愿从军者构成、至伊拉克作战的军队依赖下层阶级提供新兵的情况更严重,这些新兵把从军视为脱离贫困的途径。[19]教科书和老师忽略了这一切。

老师或许是出于不想令学生困窘的可敬原因而避谈社会阶级。若是如此,他们的关切受到了误导。我那些并非出身富裕的学生得知阶级系统后,发现这经验解放了他们。一旦看清使自己的家庭保持贫穷的社会过程,他们就不再因处于贫穷而对自己持有负面的看法。若了解即是宽恕,让劳工家庭的子弟了解阶层化的运作方式,可以让他们宽恕自己及家庭。社会阶级制度的知识也减少其他阶级的美国人将贫穷归咎于受害者的倾向。以教学而言,阶级化提供了吸引人的学习经验。学生惊奇地发现上层阶级如何挥舞不成比例的权力,对从国会的能源法案到小镇的地区制决定等等都造成影响。

比方说,在佛蒙特州一个以中层阶级为主的小镇,有一个念九年级的白人女学生正在读美国史。她父亲是黏贴石膏板的工人,在营建业淡季时的收入总是会使家庭陷入贫困。她母亲要照顾她的两个手足,同时兼职开校车以贴补家用。她跟家人住在加装了防寒设备的小夏屋里,而她的同学大多住在郊区的大房子里。这女孩要怎幺理解自己的贫穷状态?既然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美国已经进步了四百年,充满机会,而且努力必会获得回报,那幺劳工阶级的美国人无法往上层流动显然会被归咎于是他们自身的错。

图说:啤酒向来是广告业者尝试以劳工阶级形象来进行销售的少数产品之一(类似的产品包括小货车、一些专利药品及假牙清洁剂)。广告业者利用中上阶级的形象来销售大多数的商品,从酒、尼龙到马桶清洁剂都有。这两个广告人物从头到脚都充满着社会阶级的象徵,注意有报纸、手提箱、午餐盒,以及在最后声明中有啤酒罐和啤酒瓶的人。

处于白人劳工阶层的社区,这女孩可能找不到多少资源(老师、教区居民、家人),可以提供她有关这个阶层的英雄或奋斗历程的资讯,因为除了在持续有阶级纷争的地区以外,劳工阶层通常会忘了自己的历史。劳工阶层的白人学生很容易有社会地位低是其咎由自取的想法;这是羞耻造成的次文化。负面的自我形象是理查.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所谓「隐藏的阶级伤痕」(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20]

我的两个学生提供了证明:他们先开一辆崭新闪亮的黑色大型豪华轿车行经佛蒙特州的柏林顿(Burlington),再以车龄十年的小型旧车行经同一地方。他们每次在红绿灯前,等交通号誌转为绿灯时都会先停着不动,直到有人朝他们按喇叭时才开动,结果他们发现当他们驾驶的是小型旧车时,汽车驾驶平均等不到七秒钟就会鸣喇叭,若他们开的是豪华轿车,平均十三点二秒才会有人朝他们鸣喇叭。除了提供买昂贵车款的好理由以外,这个实验也证明了美国人会无意识地尊敬受过教育和成功的人。所有社会地位的驾驶都会比较快对小型旧车鸣喇叭,劳工阶级的驾驶会不尊敬自己,同时服从阶级较高的人。「既然你这幺聪明,怎幺还这幺穷?」由这句讥讽的话可以看出,当美国是一个实力主义社会的观念在学校没有受到任何质疑时,贫穷者的自我形象所受到的伤害。

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历史教科书将美国教育本身描述为菁英教育,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教育是由阶级结构所支配,然后在下一个世代身上複製相同的阶级结构。[21]同时,历史教科书却愉快地谈到这类联邦赠送的大礼,例如在林顿.詹森(Lyndon Johnson)总统执政时通过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没有一本教科书提供任何有关教育机构内不平等现象的数据或分析,也没有任一本提及低收入地区的校区被迫在惊人的财务限制下运作,乔纳森.柯泽尔(Jonathan Kozol)甚至因而称之为「野蛮的不公」(Savage Inequalities)。[22]没有一本教科书曾建议学生研究其学校的历史及其服务的人口。唯一多少有将教育与阶级制度相连的教科书,却是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方法!根据《自由的挑战》,学校教育「是在战后的美国向上流动的关键」,但其实教育也是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的关键。[23]

教师与教科书彷彿将社会阶级视为骯髒的小祕密,因而避而不谈的倾向,只会让劳工阶级的家庭不愿谈它。一九一二年麻萨诸塞州罗伦斯市(Lawrence)爆发着名的工厂罢工,保罗.科万(Paul Cowan)谈到他访谈当时参与罢工的义大利移民工人的小孩,其中一个女孩的母亲是罗伦斯的女工之一,名叫卡蜜拉.提奥里(Camella Teoli),曾经为罢工事件到华府负责调查该罢工事件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罢工爆发时,提奥里十三岁,而且就在罢工发生前,她的头皮被捻棉纱机扯掉,住院数个月。她的证词「成为全美各地的头条新闻」。但提奥里的女儿是在一九七六年受访,那时她母亲已经过世,所以无法帮助科万。她母亲没有对她说过任何有关那场意外的事,也没有提及自己到华府的旅程或对美国良知的冲击,儘管她几乎每天「都会帮她母亲把头髮梳成圆髻,以遮掩秃头的地方」。[24]一个出生劳工阶级的专业人士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故事,她对自己的叔叔是钢铁工人感到羞愧。劳工阶级文化产生一种防御心理;儘管罗伦斯罢工事件这类劳工阶级的抗争行动获得成功,它们对劳工阶级的预设仍无可避免地是社会地位和收入较低,多少暗示着低劣。如果如同教科书上所说,这个较大的社群非常美好,那幺颂扬或甚至把它与冲突有关的记忆传给下一代,总会令人有不忠诚的感觉。

注释
[10]Jere Brophy and Thomas Good对一些关于社会阶级、教师期望以及分班学习的大量文献进行了总结,见Teacger~Student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olt, 1974), esp. 7–171. Ray Rist观测了黑人学校一年级各班根据社会阶层进行同样分班和不同教师的情况,Edsel Erickson等人也对此做了总结,见“The Educability of Dominant Groups,” Phi Delta Kappan (December 1972): 320. Dale Harvey and Gerald Slatin证明,教师根据照片,自然地根据社会阶层将学生分类,对中上层社会的孩子的期望值较高,见“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s SES and Teacher Expectations,” Social Forces 54, no. 1 (1975): 140–59.另见Richard H. DeLone, Small Futur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11]Sizer引自Walter Karp, “Why Johnny Can’t Think,” Harper’s, 6/1985, 73.
[12]Reba Page, “The Lower-Track Students’ View of Curriculu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7).
[13]Woodrow Wilson引自Lewis H. Lapham, “Notebook,” Harper’s, 7/1991, 10.
[14]在电影Health Car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New York: Downtown Community TV Center, c. 1977), 中,记录了这种巨大差异。该片比较了纽约市里比邻的两家公立医院,一家主要接受穷人患者,一家主要接受富人主顾。
[15]调查数据选自1979年Sidney Verba与Gary Orren的报告,Equality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72–75. 其他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结果。
[16]Linda McNeil, “Defensive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in Michael W. 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6.
[17]Edward Pessen, The Log Cabin My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August Hollingshead and Frederick C. Redlich,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Wiley, 1958), 6. 传统的性别角色:英雄救美,使得各等船舱中男性旅客的死亡率要比女性高。
[19]Lawrence M. Baskir and William Strauss, Chance and Circumstance (NewYork: Random House, 1986).
[20]Richard Sennett and Jonathan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21]只引用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献,另见Joel Spring,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Boston: Beacon, 1972); Ray Rist, The Urban School: A Factory for Failur (Cambridge: MIT Press, 1973);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Joel Spring, The Sorting Machine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6); James Rosenbaum, Making Inequality (New York: Wiley, 1976); 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r (Farnborough, Eng.: Saxon House,Teakfield Ltd., 1977); and Jerome Karabel and A. 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2]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 (New York: Crown, 1991).
[23]在我所研究的十八本教科书中,调查型教科书《美洲冒险》最接近这种对教育和社会阶级的分析。
[24]对科万的作品的介绍和引用,见Herbert Gutman, Power and Culture (New York: Pantheon, 1987), 396–97.

上一篇: 下一篇: